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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曙光|永夜月同孤——吴小如先生百年诞辰的“通人”之思

时间:2022-11-29 15:00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
  日居月诸,春秋代序,今年是先师吴小如先生的百岁诞辰。于情于理,都不能不作一文,以抒缅怀之忱。陶渊明诗云:“去去百年外,身名同翳如”

  现在人的寿命长了,学者七十、八十甚至九十,都可庆祝或纪念。大约百年是“学者之大限”,亲故弟子们最后再热闹一番,算是谢幕,过则多被遗忘矣。若百年后著作仍流传,且有人怀念的,才算是“立住了”,庶不负学者之名。

  今日思之,先生立得稳如磐石。请看,2020年末出版的《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》(山东文艺出版社)和今年新出的《吴小如文集》(中国书籍出版社),都是大部头套书,成本甚高,并非出于单位、家人或学生的筹谋、奔走,而是出版社的主动策划作为。不亏本或可谓学术出版之“王道”,足见先生的著作常出常印、常读常新,这不正是“桃李不言、下自成蹊”么?

  我又注意到,学者的纪念活动,多是高校、研究机构举办,往往由官方或师门组织,但纪念小如师并不是这样。在社会上,总有一批爱之者、追随者,默默地在给先生做一些事。尤其是每年5月,先生忌日的前后几天,网上都会出现怀念他的文章,或新作,或重发,这不是偶然。虽然先生去世七八年矣,但大家还是发自内心地怀念。

  俗语说“盖棺论定”,其实也不尽然。小如师之于当代学林的价值和意义,仍在不断发掘和认识中。清代龚自珍有一句诗“从来才大人,面目不专一”(《题王子梅盗诗图》),我觉得用在先生身上特别合适,便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。定庵的诗,原意指才高力雄的诗人,长于多种风格,不止一副笔墨。后则可指文备众体、书擅众体。再进一步,亦可指文人学者素养深厚,乃擅长多门学问之通人。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,文史哲不分,重兼通博洽之才。在龚自珍所处的清代,自是不缺通人、通才,乾嘉朴学家,甚至包括晚清民国的诸多大家名家,都是这种“才大”且“面目不专一”的通人。可是,在1949年之后,尤其近四十余年来,老一辈的通人一个个离去,新一代的通人却稀如星凤,几乎绝迹。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,宽博的通人、通才,在当代学林反不易被认可,甚至是有些“吃亏”的。

 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转变呢?钱穆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序言云:“民国以来,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,务为专家,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。……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。”其《学术与心术》又有针对性地批评:“各据一隅,道术已裂。细碎相逐,乃至互不相通。”这是说学术大势的分合走向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近代西学东渐,大学分科细密,学术研究的趋势确是越来越精细化,学人乃互为畛域,不能打通。其实,学术转关的背后,隐藏着社会、经济等方面的巨变,崇尚工具理性、推广专业化分工、重商重利,都是当代风尚。刘梦溪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论及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变,亦指出“五四”以来,专门之学兴,通才之学衰,于是专家大行其道,而通人则日渐“落伍”矣。

  平心而论,小如师就属于这种“不合时宜”的通人。先生的“才大”且“面目不专一”,突出表现在小学(指传统文字、训诂之学)、文学、史学、戏曲、笺注学、诗词创作、散文、碑帖书法等多个领域,可谓四冲八达、贯通淹博,具雅人之深致。具体到其主业文学,则是古代与现代打通,诗词、散文、小说、戏曲四大文体皆有精诣。因此,说先生“面目不专一”,实际却又体现为多面之统一,通观性的议论与细密化的考证,先生皆优为之,殊为难得。

  面对崇尚专门之学的学术风会,先生博学如此,驾驭那么宽的范围,一方面是非常罕有,另一方面,客观讲就有些不为时重了。记得一位颇有成就的当代学者,一生只聚焦一二古人、一两部古书,钻研得非常精深。这符合现时潮流。他对我表示:

  吴先生才高八斗,天赋极佳,只是其学未免“太杂”,深入不够,不合当下的学术潮流,也不易被体制内的学术圈子所看重认可……

  言下流露出惋惜之意。类似“面广而不深”的评价,足以说明先生游离于当代主流的学术评价系统之外,是个有点尴尬的边缘人。其实,先生生前也曾自谦是“杂家”。一个“杂”字,似乎就带上了负面的意味。请问,何谓杂家?先秦诸子中就有杂家,吕思勉言:“惟杂家虽专精少逊,而闳览无方,……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。”(《先秦学术概论》)此言得之。学术之杂有两种,若如杂草丛生、稗麦交错,则是杂乱无章,应当去芜存菁;倘是三头八臂、门门精要,呈神通广大之相,则不妨大力提倡。小如师所说的杂家,实是谦辞,不要以为他真的是杂而无归、泛泛而论,不是的;相反,先生是殚见洽闻,是多能兼擅,是堂庑特大!

  先生著书,最重传统的札记,理念则是订讹传信,如无一得之见,绝不轻易动笔。他早期的一部书,名曰《读人所常见书日札》(中华书局1958年),如隐去署名,说是清儒著述,谁曰不信?书名细节就能看出先生治学的路数了。更重要的是,读人所常见书,却能发人所未发。在此基础上,他后来又推出最重要的代表作《读书丛札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,另有香港版),只要翻一下目录,即知文史贯通、干货满满,贯彻的是先生提出的“治文学宜略通小学”的宗旨。从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论语》《礼记》的经子札记,到古乐府、杜甫诗、白居易诗、王安石诗、稼轩词等诗词札记,再到《史记》、韩文札记,又另立专门的词语、字义札记,贯通群籍,篇名则用臆札、琐札、散札、丛札、订补、摭遗、笺证等,学风之淳朴、考证之精确、辞章之省净,堪称乾嘉朴学之后劲。

  学术不能与时代无涉。先生出入于新旧之间,既是综贯的通人,能“上下其议论”;也可作精密的考据家,于细微处见功力。1949年之后,相当长的时间里,政治气候肃杀,谈义理容易出问题,故先生乃有意转入文献考据与文字训诂,稍稍远离现实。窃以为,此《读书丛札》等大量札记面世之背景,似未有人揭橥。

  时移世异,今治中国文学史,重断代的专门研究,而专题性、理论性著作兴,最讲条理系统。“预此潮流”之当代学人,动辄宏大叙事,论著在体系性、完整性上用功,下笔不休。先生对此,是不以为然的,更不愿屈己降志以跟风。多年前,我曾幼稚且鲁莽地规劝先生,也作“有条理系统”之著作,先生则“期期以为不可”:

  以一人之力,难以做到周赡密匝、面面俱到,总有学识短板,我不想在自家著作中因袭照搬,以为己说。越是“有条理系统”的书,越危险,“注水”的可能越大……

  “丈夫自有冲天志,不向如来行处行”,盖先生雅不愿做综述家、抄撮家也。我想,学者如若在某一方面一枝独秀,达到小如师的成就,已很可欣慰了;先生的学问则是浑融一体而又花开多面,不能不说是把义理、考据、辞章打通了的综贯之学。恰恰因为当世的通人少了,先生亦不愿趋时应世,于是矫矫不群而落落寡合,甚至“反遭俗眼白”!此中阃奥,只可与智者道,难与俗人言也。

  当然,通人与专家是相对而言的。就学者个人言,通与专、博与精,也要看个人的禀赋和才华。故潘光旦言:“大凡才能较高的人,学力所及,往往可以求通,也可以求专,其对于通的企求,大抵不在对于专的企求之下,且往往超出专的企求之上。”(《工与中国文化》)像钱锺书、饶宗颐这样的大才,自然是求通的,钱先生谈自家的学术路径:“求打通,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,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。”(《致郑朝宗信》)其实,“钱学”又何止于文学之通?

  如钱锺书之才大,学贯中西,令名早著。相比钱先生,小如师是晚辈了,且贯通的领域,已较钱先生为窄。但比起一些同辈学人,小如师的学问还是宽博许多;对比学生辈的学者,先生则愈显气象开阔。从大趋势看,二十世纪以来,学者“通”的程度,是每况愈下的。专业分割治丝愈棼,治学格局屋下架屋。故先生每每慨叹,治中国文学史,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,愈趋细碎。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,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与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学人,治学路数判然有别,似乎1930年前后就是一个巨大的鸿沟。由此观之,民国时求学,在学术上拥有贯通气象的学人,先生差不多是最后一代了,虽不为时重,但今日反思,却愈发显得可贵,令人兴才难之叹。

  《老子》云:“古之善为士者,微妙玄通,深不可识。”通人的作育,也是有一定规律的。晚清以来的通人、通才,多出于世代书香人家。先生之“通”,固然有才大的缘由,但也离不开家学渊源。太老师玉如公对先生的影响,至为深刻,濡染陶冶,非一日之功,遂令先生有传统文人之博雅,而无偏枯狭隘之时弊,能优游于传统文化的各个门类而从容不迫。玉如公一生述而不作,相当长的时间内知者无多。我近年研读《吴玉如诗文辑存》,才悟玉如、小如父子之学术,真如向歆、羲献之传家学,故出蓝而胜蓝,是事出有因的。先生转益多师,但细究起来,对周作人、俞平伯、沈从文、废名四家著作浸淫最深,又追随俞平老最久,这就奠定了先生一生治学作文的家法路径。文化最讲传承,通人常不止一代才能养成,且须投名师、求深造,这确是涵养化育杰出人才的规律。

  现时耆宿凋零,“老顽童”黄永玉是当代极少的通人了。他曾戏谑:“教授满街走,大师多如狗!”试问当代文化学术界缺什么样的人?先说不缺的吧。窃以为,当代最不缺的,就是专家。而最缺的,恰是通人,是能自由行走于各学术文艺门类的通才。由此言之,通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,他们的魅力,在于打通与激活,能弥纶群言,可精研一理,具大家气象。君不见,当代文化学术界,门户日益森严,论著堆砌芜辞,体制内的专家动辄被民间讥为“砖家”,而真正的博学鸿儒、文化昆仑,几乎绝迹。这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。

  汉代王充言:“博览古今者为通人。”(《论衡》)通人博洽周流,他们的存在,代表着一种高贵的文化精神,对于保持和显示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,至为重要。陈寅恪有一名论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(《邓广铭〈宋史职官志考证〉序》)宋文化之所以登峰造极,在于孕育了一批最杰出的俊彦翘楚,即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、辛弃疾等通人;若无欧、王、苏、黄、陆、辛,宋代文化的殿堂将失去顶梁之砥柱,塌却半边天!从这个意义上说,今天通人式微,或许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缺乏巨匠、大师的时代,何以称雄?

 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有“横通”一节,特指道听途说、根底鄙陋之流,乃贬义。后袁行霈据以发挥作《横通与纵通》,喻治学之道,对理解“通”很有启发。袁文谓学术既有横向的贯通,也有纵向的打通。我想再追加一点——旁通,即触类旁通。小如师以经、史、文、艺互为表里,将古、今、中、外牢笼胸襟,阅读、研究、写作面之宽广,在同时代学人中罕有其匹,可谓格局大、心气高、志趣广,真正做到了横通、纵通与旁通。不过,能博通者,亦有其专精所在。我个人有一不成熟的看法,认为在诸多领域中,戏曲是先生成就最高的方面。或许一些朋友不赞同我的观点,愿略陈固陋。

  我思及,十余年前小如师教我杜诗的时候,回忆俞平伯先生早年给他们上杜诗课,第一首一定要讲杜甫的《登兖州城楼》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诗是杜甫年轻时写的,俞先生说未必有多么好,也不算精彩绝伦,远远赶不上后来的《登高》《登岳阳楼》等杰作。但《登兖州城楼》有它独特的地方,即四平八稳、周周正正。那么年轻的诗人,居然就作出了别人到中年才能写出的“完熟”作品,太难得了!所以俞先生认为杜甫比其他诗人早熟了二十年,在刚出道就达到了别人中年的水平。而这,正是杜甫的不可及处。

  我印象深刻,并由此联想,小如师在戏曲方面也颇有“早熟”“早慧”的味道。先生三岁时就开始摆弄老唱片,十岁到北京来读书,下课常跑到戏院看戏,遍观名伶佳剧。至于访师学唱,更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十六七岁上,又跟着张醉丐老先生学写老气横秋的剧评。差不多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,当时(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)的报刊上,已经推许他是“名剧评家”了。很多人以为少若(先生笔名)是老先生,结果一见之下,才发觉那么年轻,只二十郎当岁。到1949年之后,像裘盛戎、李少春这些名角儿见到先生,也都惊叹于他年纪轻轻就作了那样老辣的谈戏文章。举个例子,1943年,京剧老生大家余叔岩去世,先生写了一组文章《谈小余的戏》。要知道余叔岩是和梅兰芳、杨小楼齐名的“三大贤”,地位相当崇高。先生实际是后辈,但他居然就少年老成地大谈“小余的戏”(按,小余是和老谭对称的,因余叔岩是谭鑫培弟子,看过老谭的老顾曲家,动辄小余、小余地叫,一则摆老资格,二来也显亲切),给人的感觉,好像他是个晚清遗老一样。套句戏词,许多人都被弱冠之年的先生“蒙了去了”。

  为编《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》,我搜集到的先生在1949年以前的剧评达二百余篇,既反映出他剧评的早期面貌,也可从中看出一个青年剧评家所能达到的成就。程砚秋最拿手的代表作《锁麟囊》,1940年上海首演,先生1941年于天津得观,极兴奋,马上就写了文章。我们今天来看,完全没有过时,真如新发于硎,清新无比。请看评价最著名的程派“神曲”——春秋亭避雨唱腔的部分:

  二六一段,“春”字、“破”字,都咬得极真切。“想必是新婚渡鹊桥”,“鹊”字行腔碎而不散,断而不离,气口极严,却又极脆。后面转快板,比《玉堂春》要难得多,尤以愈唱愈紧,愈唱愈响,为常人所不能及。垛处极硬,但极不突兀;停处甚急,却极不迫促。“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捣”一段,还似云遮斜月,直至“休要噪,且站了”的一垛,闪板抢板,天衣无缝。以后则急风骤雨,倜傥绸缪,珠走玉盘无其润,冰心玉壶无其静,似速实稳,似刚实和,“我正不足他正少……”四句,忽如雨檐霰窗,淅沥婆娑,其态万变,几如欧阳子作《秋声赋》时矣。快板收时,纯以气驭,最是动人。(《程砚秋聆后记》)

  一个十九岁的少年,品味程腔,文笔之老到、鉴赏之颖悟、遣词之谙练,真不愧时人称之为“名剧评家”。这初试啼声即迥异凡响的情状,恰如前面所说的老杜作诗,一出手就是旁人到中年也未必能达到的高妙境地。英雄出少年,令人叹服!

  光有天赋、兴趣还不够,再深长思之,何以先生治戏曲的成就高?所谓“割鸡焉用牛刀”,先生实是以清人朴学方法研治花部戏曲,已突破旧戏曲研究的藩篱,而树立了新范式,实属奠基性工作。先生连读张伯驹《红毹纪梦诗注》后所作之《随笔》,都是清人学术札记的路数,笃实谨严。当然,说先生在戏曲上的成就高,并不意味着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低。研究《诗经》《孟子》也罢,杜诗韩文辛词也罢,字义训诂也罢,前辈讲的人实在太多了,历史的银河里,前人的成绩已经灿若星云。先生虽有兴趣,亦有心得,却只是在前人基础上“接着讲”,是谓“述中有作”,而非有开创之功。但就研究戏曲而言,先生是用清儒朴学、考据学的功夫,做下里巴人的戏曲研究,特别是用在花部戏曲上,故是当之无愧的开风气的学人。譬如,讲到戏曲演出史、戏曲文献、戏曲评论、京剧流派、富连成科班、老唱片等的研究,先生都可谓是“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”的。

  不妨再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。治学有先后,成就有大小,各领域的学人,有开山者、承继者、拾遗补阙者、后出转精者、集大成者。每个时代的学人,在不同的学术领域,所占的地位、所起的作用错综复杂、各不相同。陈寅恪谈治学,有著名的“预流”之说。在某一领域的研究中,如能恰好处于奠基或大发展时期,掌握新材料,率先“占据要津”,无疑是关键的,日后在学术史上也就顺理成章地占了优势地位。但这,往往不以学人的意志为转移,很多时候是时也、运也、势也。王国维算是争议最少的民国国学大师,以甲骨学研究最享盛名,他就身逢学术史的重要机缘,又得罗振玉之提点,乃得以“预流”。启功是当代最被公认的国学大师,书名之盛,无与伦比,其中亦有时代的缘故,“文革”后老辈凋零,启先生实是“老来红”。有人一生呕心沥血、梦寐以求,未必能执学林之牛耳;有人不争不求、顺其自然,卒能大成,地位显要。连类取譬,说小如师的戏曲研究当居魁首,既有自家兴趣的因缘,他用力甚勤、创获颇丰;更是在综合考虑了学问发展和学术史演进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,有着充分的逻辑依据。

  通人的奔逸绝尘、不可企及,在于融会贯通,在于不期然而然、水到渠成。早在1947年,先生就对新旧与贯通有了深刻理解:“支离破碎是古来考据家旧病,隔靴搔痒则是近来洋状元新病。笼统言之是古来时文圣手旧病,矫揉造作则是近来天才批评家新病。……欲救其弊而疗其疾,必得读书破万卷。愈读得通乃愈见其方案之灵也。”(《读俞平伯先生〈读词偶得〉(重印本)》)可知小如师是通达之人,既不厚古,也不崇洋,对古今中西治学之弊都有清醒的评判,于如何“贯通”一途,早就成竹在胸了。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(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,乃治学颠扑不破之要义,又岂有任何捷径?韩愈《答李翊书》之名言“根之茂者其实遂,膏之沃者其光晔”,亦可供隅反。小如师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,“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,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天——2014年5月11日,九十三岁的老人仍倚南窗、审容膝,偎靠在沙发上展读。阅读构成他最主要的日常生活史,深入骨髓矣。在此基础上,才谈得到博观而约取、厚积而薄发。

  我想举先生的书法为例,略谈一二。当代学人能临池作书者越来越少了,而先生的书法卓荦超伦,书卷气极浓,当得起书法家之誉。然而,先生之书,只是他作为通人的一个次要方面,属于锦上添花、如虎添翼。更重要的是,他的书法是“文火细烟、小鼎长泉”才成就的,这极耐人寻味。据我所知,玉如公早年对先生的毛笔字,并无多少信心,反而认为另一位公子同宾的书法天赋,是过于先生的。先生自谦:“信笔涂鸦六十年,痴儿难与父争先。”可是,出乎玉如公的意料,先生之书,却大成于晚年。特别是耄耋之后,先生之书进入霞思云想、白石清泉般的艺术境地,实出人意表。何以垂老而能有大成?是否违背艺术规律?我思及王蘧常论沈曾植之书:“师之书法,雄奇万变,实由读破万卷而来。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,然后再及于书,后之学先生书者,其在斯乎?”(《忆沈寐叟师》)此段话可称探骊得珠,小如师之书法,何尝不是从读书阅世、万卷学问中来?杜诗有名句“庾信文章老更成,凌云健笔意纵横”(《戏为六绝句》其一),而先生之书,亦是“老更成”者。盖先生非有意为书家,只因其学问博洽通达,乃能弘毅致远,而其书法则如释子悟道,在“日用而不知”的晚年,忽豁然贯通,遂妙心涅槃、卓然成家。先生在书法上的经历和成就,对今天“专力”作书家、画家、作家、诗人的“名一艺者”,不值得深思么?一言以蔽之,“汝果欲学诗,工夫在诗外”(陆游《示子遹》)。然则,一个“通”字,何其奥妙!

  再有一点,依我看,小如师影响力之大,已经溢出了学术界,而进入公共文化领域。他是有着相当社会知名度的学者,这对治古典的学人而言,是很不容易实现的。先生名气大,是因为他个性鲜明、文章漂亮、观点犀利,容易被人记住。先生有一张照片,流传甚广,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书柜为背景,但见双眉愁皱,二目圆睁,几如火眼狻猊,欲作狮子吼。学者中有此神采者,实不多见。

  我理解,先生有棱角、有傲气,很鲜活,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、不露锋芒的人。他不会像某些学者那样“藏锋”,把自己的个性刻意包裹,而不以真面目示人。先生是性情中人,传统文人傲岸耿介的一面,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,于是就更富有人格魅力了。当师友学生处于困顿之中,他愿意亲近、扶助;如若做官了、发达了、得意了,他反而刻意疏远。先生自家戏言,就是个“别扭人”。这“拗相公”的一面,突出表现为性格峻急易怒,令先生开罪人甚多,遂大半生坎坷。另一方面,坦率而锋芒毕露,却也让先生收获了更多社会大众的关注。性格即命运,信非虚言。先生生前,不止一次表示,写他的众多文章中,沈玉成的《我所了解的吴小如先生》写得最恳切,最得他心意。就是因为沈文没有一味捧,而是有褒有劝,写出了鲜活、立体、丰满、可感的先生来。

  有人指出,当代学者中,“有趣”的人越来越少了,无趣乏味似乎成为学者的标签。但通人不是这样,不但笔锋好,而且谈锋健。小如师的课堂,向来“叫座儿”,授课效果“无出其右者”(吴组缃语),“从《诗经》一直到梁启超,能全部贯通讲授”(沈玉成语),故而学问贯通又对其讲学的纵横上下大有裨益。日常生活中,如跟先生聊天,很容易被他感染,而觉兴味盎然,这是因为他博闻强记,能与各领域的聊天者裕如周旋,“八面受敌”,而示人以妙思睿见,令人不倦。其实,如金克木等学林通人,皆有此大本领。

  小如师骨子里还是属于古典形态的学者,其学如八臂哪吒,又如天女散花,考证功夫既绵密,妙解新义又层出,故深具通人气象。当代治学每侈言“跨学科”,而先生天然是此道中人。回顾先生一生学术,青年时英敏特出,笔挟风霜,以剧评家、文评家面目示人;中年与时俯仰,又逃入考据,权且“小隐”,钩沉阐微,屡有发明;晚年则持朴学之法治戏曲,多树新义,又藉考据家的素养作学者散文,以灼见谠论为后学指示门径,有文化普及之功。

  不必讳言,以先生之天赋,其学术未能达最理想的境地,殊为遗憾。这其中,有时代、社会等外缘背景,也有家事、性格等内缘因素。遗憾,自是人生的常态。我只说一端。先生的笺注学功力湛深,从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》二书看,简洁精赅,足资考镜,嘉惠几代学人。可惜的是,先生一生竟未挑选一大名家之别集,为之笺疏,岂非憾事?话又说回来,先生那一辈学人,饱受风刀霜剑之苦,有遗憾者,又何止先生一人!

  时至今日,兼擅多能的文化通人已成“濒危物种”矣!相应地,小如师在当代文坛学林,犹如一株幽芳孤寂的梅花,是一种“片云天共远,永夜月同孤”(杜甫《江汉》)般的另类存在。文脉虽久窒,知音仍不绝如缕。由通趋向专,固然是这一百多年的学术大势;但新世纪以来,反向的由专转向通也是客观存在的,不能不说是一种补救或反拨效应。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,冯其庸先生是创院院长,他也是当代少有的“才大”而“面目不专一”的通人。冯先生的办学理念可概括为“大国学”“新国学”,一望即知,是强调综贯、打通的,力求把本国传统文化与西域历史语言文化的研习结合起来,博涉中土与异域,贯通传统之学与域外汉学,可谓陈义甚高、取法乎上。不夸张地说,敝院在当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颇具特色。我尝思,欲培养博通之学生,必先有融贯之教师。“素履之往,独行愿也”,小如师等前辈大家的治学理念和通达法相,我虽不能至,却愿悬诸座右、寝馈以之。

  小如师“翩然被发下大荒”(苏轼句)久矣,我夜梦常思之。宋人黄庭坚《阻水戏呈几复二首》其二云:“月明遥夜见秋高,桂影依稀数兔豪。散发行歌野田上,一樽可慰百年劳。”今以一樽美酒为奠,遥寄对先生百年的缅想驰念。不过,这美酒,是洋酒,而非中国酒。不妨透露个小秘密,先生非好酒者,但晚年偶尔也会小饮,可他呷的,却是最上乘的顶级白兰地。出人意料乎?研治中国文化的通人,却喜饮洋酒,这也算是有趣的掌故吧。

  江海奔腾,百年一瞬;心香一瓣,虔心默祷。临风怀想小如师,更为中国文化呼唤通人!